1936年11月23日，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名领导人，罪名是所谓“危害民国”。事件震动了国内外，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，史称“七君子事件”。

一份发行于1936年11月30日的《救国时报》，现珍藏在江苏省档案馆，上面记载了逮捕行动的相关内容。“十一月二十三日晚，公共租界巡捕在法租界内，捕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章乃器等七人。中央社谓章等七人，均将被控以有反对南京政府阴谋之罪。”

文中所说的七人是沈钧儒、王造时、李公朴、沙千里、章乃器、邹韬奋和史良。

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，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。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严重形势下，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《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》，提出了停止内战、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，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·九爱国运动，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。1935年12月，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，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会后，党采取切实措施，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。

1936年上半年，党中央和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冯雪峰、潘汉年到上海，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，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。1936年5月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起成立，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，释放政治犯，并与中共谈判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。沈钧儒等七人就是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。

七人被捕后被押解到苏州，沈钧儒等6人被关进苏州吴县横街的看守所，史良被押在司前街看守所女监。“七君子”在狱中，为了坚持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在沈谦芳所写的《邹韬奋传》中这样描述：“沈钧儒一到看守所就公开宣言，六个人就是一个人，他们决心团结一致，患难与共。”

邹韬奋在《经历》一书中写道：“假使来了不测之祸，把我们这几个人绑出去枪毙，我们应该怎样？我们的一致回答是，应该一致地从容就义。我们一致主张，出去的时候，应该高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；临刑时，我们应该一致大呼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民族解放万岁。”

七人被抓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愤慨，人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。宋庆龄、张学良，国际友人罗素、杜威等，纷纷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钧儒等人。
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，停止内战、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，人们都以为“七君子”必然能无罪释放。然而1937年4月3日，国民党反动政府竟然以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罗织十款罪状，宣布对7人正式提起公诉。

江苏省档案馆还保存着当年的起诉书，其中写道：几人“刊行救亡情报，对中央施政方针多所抨击，用以削弱民众对政府之信仰”“勾结共产党徒，组织非法团体，煽动罢工罢课，扰乱地方秩序”……前前后后共罗列十大罪状。面对莫须有的指控，李公朴在《狱中日记》里表示：“救国无罪”。

江苏省档案馆工作人员 朱万悦：

起诉书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。其中第一条，指控救国会宣言违背国民党中央制定的政策，但是遍查宣言，毫无依据。第九条说他们勾结军人，酿成西安事变，这更是无中生有。西安事变发生在七人被捕之后，牢狱中的人怎么能够组织煽动呢？

1937年6月11日和25日，国民党司法当局在苏州两次开庭对“七君子”进行审讯。“七君子”在法庭上大义凛然，据理驳斥司法当局的诬控。

在法院提起公诉和审判期间，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开展了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。4月12日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，对爱国有罪的起诉表示坚决反对，要求国民党彻底放弃过去的错误政策，立即释放爱国领袖及全体政治爱国犯，彻底修改《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》。

6月26日，检察官在庭上公然要求对七位领袖处以死刑，在全国掀起空前愤怒。上海、平津等地纷纷发起运动。7月5日，宋庆龄带着十多位著名爱国人士亲自前往苏州监狱要人。

李公朴之女 张国南：

他们采取的办法也很绝妙，搬着行李，直接就到了江苏高等法院，说他们“七君子”有罪，我们同罪，我们现在要也进你们监狱；他们“七君子”无罪，那就应该给他们自由。

七七事变爆发后，国内外形势剧变，全国一致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。南京政府终于在1937年7月31日下午，释放了“七君子”。

出狱那天，各界爱国人士、新闻记者纷纷赶来表示祝贺。面对大家，邹韬奋激动地说：“谢谢一直以来不断在帮着我们的同志们。坐牢253天，我们只有一个感觉，我们今天能够出狱，可见抗日救亡的呼声响遍全国。”

成功营救“七君子”后，中国社会各界，包括国民党内爱国人士，开始集合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，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，为民族的独立解放做出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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